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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把歌词当诗写
发布时间:2010-7-26  阅读次数:33305  字体大小: 【】 【】【

  

程安国

  

二十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不少词人和评论家就歌词姓歌还是姓诗进行过一次声势不小的讨论,甚至是争论,这对歌词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近年来不断有人撰文发表观点,讨论着这个已不新鲜的话题,这本身不是件坏事,说明大家还在关心这个问题。况且,有好多事就是在争论中得到发展的。但是,还有人要把歌词拉到诗的家族中去,倡导把歌词当诗写,这就不好了。既然歌词与诗经过漫长的自身努力分开了,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,我们要顺其自然,不要将其再捆绑一起。本来这个话题可以不讨论了,但歌词要发展,词人在交替,老艺术家明了的事情,词界新人未必明了,为避免一些人走弯路,笔者认为,老话重提还是必要的,因此,以此文与各位词家商榷。

  一、 歌词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

歌词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,有着几千年的历史,古时称歌,不分词和曲,这种附在声音(唱)之下的语言是歌的词,也就是歌词。关于歌,或者说歌词,我们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前。

人们都知道,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,它所收入的作品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民间歌谣、贵族(雅)音乐和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,起初不叫诗,叫歌。《诗经》里的作品都是入过乐、有过谱的,它就是当时的歌词。有位哲人说过劳动创造了历史,劳动也创造了语言,当然,劳动也创造了歌,最初的歌就是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创作出来的。《吕氏春秋.古乐篇》记载“昔葛天氏之乐,三人操牛尾,投足以歌八阕。”手拿牛尾跺着脚,边舞边歌,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其实应该说夏商时期就已经有歌了,后羿射日、大禹治水、围捕射猎等都是劳动行为,当然也就能产生歌。

知道了歌的产生,还要知道先有诗还是先有歌,这能帮我们解决歌词的姓氏,分清词、诗的界线。

“关于‘诗’这个字,在汉族文献中出现较晚,大概是周代才有的。古代‘诗’、‘志’两字同用,或者原来就是一个字”,“‘志’有记忆、记录、怀抱之意”,“诗最初的作用是记忆或记录原始氏族发展的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,所以就叫‘诗’”,“这样的诗,也就是原始氏族的史诗”(《历代诗歌选》前言)。当时的诗是广义的,是人们的口头创作、流传,并向叙事方面发展记录出来的东西。

《辞源》“诗经”条注:“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。先秦称为诗,汉尊为经典,始称诗经。”可见,先秦之前是没有诗之说的。

不管是周代的“诗”说,还是先秦的“诗”说,都晚于歌,因此,歌词姓什么则是不辩自明的,歌词没有必要认比自己晚出世若干年的诗为姓。我们可以试想一下,先秦的那位祖先如果不称《诗经》里的作品为诗,而称歌词,现在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。

至于后来歌词的发展,特别有诗以后,词的发展是艰难的,但也是顽强的。战国中叶奴隶制开始消亡,封建制度急速发展,代表奴隶主贵族的雅乐被新生歌曲《楚辞》替代,当时称楚辞为“骚体诗”,但它仍以歌词的形式出现,没有偏离歌词。汉乐府诗是由官府搜集的民间歌谣,制订乐曲并组织文人创作歌辞,是用来演唱的,“四面楚歌”唱的大概就是这类歌曲吧。唐代几乎是歌词的空白,大量规整的律诗、绝句把我国诗文化推向顶峰,然而,歌并未消亡,人们试着为诗添曲,当时的歌妓就是择诗而唱的,这些歌有诗的属性,也有词的属性。宋词、元曲时期,便是歌的时期,可谓盛行一时。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歌词。

现代歌词是从“五四”开始的,随着白话文的兴起,新诗诞生了,歌词也发展了,两者也就有了本质的区别。

纵观歌词几千年的发展,诗与词比较,诗略显年轻,可以说一部歌词的发展史,也包含着诗的发展史。

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是歌词从诗中分离出来,而是诗从“五四”时期就另辟蹊径了,试看现代诗还有古诗词的影子吗?恰恰歌词还保留着原有的风貌。是否可以这样说,诗偏离了本体。这也说明,歌词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地向诗靠拢。

二、歌词与诗的不同

歌词与诗有许多相似之处,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,甚至是本质的不同。清李渔在《窥词管见》中这样写到:“作词之难,难于上不似诗,下不类曲,不淄不磷,立于二者之中”,他明确指出诗和词的不同。细究诗和词的不同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韵律和节奏的不同。刘钦明先生在《歌词特性随谈》文中提到歌词要有可歌性和可感性,这个提法非常好。作为音乐文学的歌词,要考虑便于谱曲和演唱,首先要求歌词必须是韵文,要合辙押韵。其次节奏要富有变化,起伏跌宕,要有抑扬顿挫感。只有具备这些特点,才能谱写出富有弹性、有张力、感人动听的歌曲。诗讲究可读性,可悟性,注意内心活动的描写,对韵律和节奏要求不严,不要太上口、太顺嘴,往往太上口的作品,诗人会认为直白、浅显。

语言运用的不同。由于歌词是听觉艺术,语言要求通俗易懂,简单明了,要口语化,甚至乡言俚语则更好。流传颍上一首民歌是这样唱的:“栀子小花六瓣子开,三瓣子正来三瓣子歪,你要歪来就歪倒,你要正来就正起来,可别正正又歪歪,你叫那情郎哥呀不敢挨。”这是一首情歌,表现小伙子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苦衷与无奈。全词没有一个“爱”字,却能让人感受到情爱绵绵,语言自然朴实,多为口语,而且有些平俗,但它起到的艺术效果是不同凡响的。通俗并不庸俗,简单并不浅显,这就是歌词的语言特点。诗人为了表现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,为了把诗写得更为含蓄,耐人咀爵,故意制造一些朦胧色彩,使用一些生涩拗口的语言,甚至独创语言,追求陌生化。诗还追求多义性,所以语言词性多是不确定的。

结构与手法的不同。歌词为了入乐,在结构上不能有较大的随意性,要工整对仗,要有启承转合,多段体要统一规范。创作手法上除一般的创作技法外,还要有节奏的对比,律动的变化,色彩的渲染,情绪的抑扬,形象虚实对应,选词造句的创新等等。而诗可以根据作者的创作需要随意发挥,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自由驰骋。诗重视觉,追求意境的跳跃,形象的快速切换,因此格式较为自由,段与段、句与句之间常会出现一种较大的反差。创作手法多采用跳跃、切割、断裂、倒装等。诗追求新奇,但以奇为甚,这个“奇”与生僻和怪异意思相近,有意制造一种奇特的氛围,引发读者用奇特的思维方式,去揣摩作者的心理活动。

歌词追求平民化。歌词是大众艺术,因此,歌词要平民化,要突出共性,要让众多的人听懂、理解、欣赏。歌词要有鲜活的时代精神,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典型的音乐形象,最重要的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。有一首歌词这样写到:“都说今年年成好,种豆得豆,种瓜得瓜,埋个棒槌也开花……。”这是一首典型的平民化歌词,乍一听似乎平俗了些,细细品来却其味无穷,词中潜藏着很深的内涵,“埋个棒槌也开花”,仅此一句就把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写出来了。用平俗的语言写出富有哲理和意味深长的作品,本身就已经脱俗了,就高雅了。乔羽先生说:“词很通俗,但不庸俗”就是这个道理。诗渲染个性,追求贵族化。诗自古以来都是文人骚客自我欣赏的,或是为文人社会服务的。诗和词最大的不同,就是诗建筑在高度个人化基础之上,站在个人本位上表现作者微妙的内心感受,遵循个体性原则,不考虑公共效应,不顾及读者理解不理解。正因如此,读不懂的诗越来越多了,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了,这就是诗的悲哀。诗,没有做到平民化。

从以上可以看出,诗和词是不同的,这些不同点,恰恰是各自的特点,因此,诗人艾青极力主张诗和词要区别开来,不要混乱。这是符合实际的,是有利于歌词和诗发展的。

三、把歌词当诗写,不利于歌词的发展

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着各自的属性、特点和内在发展规律,这是客观形成的,违反了这个规律,将会破坏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存条件,轻则受到制约,影响发展,重则将会产生变异或消亡。

把歌词当诗写,会把歌词引向歧途。赵元任先生在《新诗歌集》序中写到:诗是诗,歌是歌,诗歌愈进步,它们就免不了愈有分化的趋势。“就是说歌、诗的分开是它们自身进步的重要标志。几千年来,歌词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,尽管它和现代诗还有相似之处,但歌词在努力发扬自己的长处,规避谬误,逐步完善。如果现在号召人们把歌词当诗写,歌词肯定就成诗了,或者不像歌词了,这将使许许多多为之奋斗的词家、词论家的心血付诸东流,把自古以来独特的又自成体系的歌词艺术推向灭亡。再说,如艺术门类相近,或者相似就去模仿的话,那本体艺术必将消失。我们不妨把中国画当西画去画,把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当西方歌剧去唱,把小品当相声去演,让电影演员念京剧对白,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将是什么,是不伦不类的四不象。如果歌词也变成这样的四不象,怎么谱曲?怎么演唱?可见,不同艺术只能借鉴,不能仿造。

把歌词当诗写,歌词就成了诗的附属品。长期以来,词界有一种说法:一首好词就是一首好诗。这就等于给歌词贴了个标签,好歌词等于诗,好的词人等于诗人,诗高于词,诗人高于词人。在这种现象影响下,一些词作者开始怀疑自己的定位,怀疑歌词,不自觉地向诗靠拢,模仿诗写歌词,有的干脆把歌词当诗写,制造出来一些成品、半成品,而更多的则是次品。成品是指选材新,有诗意,语言雅俗兼容,有一定规范成份的作品,它是借鉴诗的优点写成的,不是仿造的;半成品指似诗非诗、似词非词的四不象作品,可以修改,作诗修改则成诗,作词修改则成词;次品则是完全像诗,是诗的成品,是词的次品,不能谱曲,更不能传唱。歌词照诗摸写,词的属性就没有了,如果将这些作品中诗的筋骨抽去,它将会散架的,会成为一滩烂泥,它是靠诗而存活,离开诗就会消失掉,它完全成了诗的附属品,词作者就成了诗人的雇佣军,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。反过来说,一大帮词人涌进诗的队伍中,写出的诗不免带有词的痕迹,这也会影响诗的发展,也会坑害诗的。

另外,把歌词当诗写,还会影响歌词的立论,会混乱歌词的队伍,会不利于对新人的培养,还会把历代词家摸索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丢弃掉。总之,把歌词当诗写,是不利于歌词发展的。

四、产生“把歌词当诗写”的原因

产生把歌词当诗写的原因很多,也很复杂,弄清这个问题会杜绝这种现象的再发生。

历史原因。《诗经》原本是配曲演唱的歌词,先秦时称为诗,从此,历史上便第一次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,人们便错误地认为古代的歌词本是诗,而且将这种叫法固定下来并延续了两千多年。可以说从那时起就歌、诗不分了,以致后来称楚辞为骚体诗,称汉乐府为乐府诗,宋词、元曲也被称为诗的一种。歌大多出自民间,通俗易懂,一身土气,诗出自文人之手,词章华丽。文人推崇高雅艺术,鄙视民间艺术,一向轻视歌词,因此想改造它,让它穿着华丽的服饰,高冠于市,走进大雅之堂,在这种背景下,将歌词诗化就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创作倾向。唐代不重视民间歌曲,用律诗、绝句代替歌词,这是贵族化产物。歌者唱着老百姓听不懂而又流行于上层文人社会的雅歌,这一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歌词理论混乱。几十年来,应该说新歌词进步很快,从早期刘半农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,田汉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光未然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肖华的《长征组歌》到乔羽的《我的祖国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浆》,石祥的《十五的月亮》,晓光的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等等,可以看出歌词创作的飞速发展。而推进歌词艺术发展的理论相比之下逊色了许多,一开始就没有把歌词的立论放在一个适当的高度,定性上也是较模糊的。比如有人说歌词是诗的一种,有人说歌词是能唱的诗,还有人说歌词应该有诗的属性等等。由于歌词的定性不明确,便给它带来了很多麻烦,关于歌词姓什么的争论开始了,而且一争就是很多年,至今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。歌词作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,凭着感觉走路,崇尚诗的作者就把歌词当诗写,偏爱诗的编辑就把好“地”肥“田”留给了“歌诗”,然后再影响新的作者。这是一种恶性循环,已经影响了很多人。

重诗轻词的思想观念。诗作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经典,一直处于受人仰视的统领地位,长时期高高在上,使人们产生了对歌词的偏见,一些诗人认为歌词平俗、直白、口语化,没有诗的高雅和深邃,是似诗而非诗的另类艺术,这是可以理解的,但不能理解的是歌词作者,为了所谓抬高歌词身价,一味地向诗靠近,向诗献媚,沾诗的光彩,有的人为了让歌词走进诗的行列就给歌词附加了一个注解:“一首好歌词就是一首好诗”,还有人说:当你写出“能唱的诗”的时候,别人就不会再称你是写歌词的,而称你为诗人了。这种说法是极不恰当的,是瞧不起歌词的。

好的歌词就是好歌词,它应该属于自己,不应该属于诗。至于有的诗可以吟唱,甚至可以谱成很好的歌曲,笔者认为这首诗已经歌词化了,对此,不能再称诗,应该称歌词,因为它已经为音乐服务了,尽管是不自觉的。汪国真很希望自己的诗能成为歌词,有意在写作手法上向歌词靠近,将诗歌词化,因此有一些作品谱成了曲,但不能因汪国真是诗人而称这些作品为“歌诗”。诗人是可以写歌词的,他们的笔下不都是诗产品;词人也可以是诗人,可以去写诗,但是,不能把歌词当诗写。

歌词是很古老的艺术形式,我们要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,使其健康发展。歌词又显得很稚嫩,因为它没有一套规范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它。因此,我们要像对待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加倍呵护它,使其少受挫折。

歌词要生存,歌词要发展,除了给歌词留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外,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科学的、系统的歌词理论体系,来引导这支庞大的歌词队伍,千万不要重演“拉郎配”和照驴画马的笑话来。

歌词自身也有一些问题,如歌词队伍的鱼龙混杂,劣质作品层出不穷,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歌词的声誉。歌词的发展还要靠自身,要提高作品质量,提高作者的文学修养、创作技能和理论水平,更重要的是加强理论队伍建设,只要这样,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适合歌词发展的健康之路。

  

  转自程安国_新浪博客http://blog.sina.com.cn/chengangu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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