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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不该忽略的研究视域
发布时间:2010-7-24  字体大小: 【】 【】【

特别鸣谢作者对“网络词刊”的大力支持!

  


——读《乔羽文集·文章卷》有感 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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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文类,具有模糊的边界:既是音乐的,也是文学的;既是历史的,也是当下的;既是个人的,也是公众的;既可以是通俗的,也可以是高雅的。歌词通常被归类为“音乐文学”,也许正因为它的跨学科性质,而一直处在音乐和文学研究易忽视的边缘。比如,在众多的歌曲研究中,明显存在着重曲式分析而轻歌词研究的现象。常见的是,在作曲式分析时,结合歌词作一些简单描述,大多从主题思想以及和音乐关系角度,所占篇幅极少,缺少深刻论述,较少从文学、也不别说社会或文化角度作深入分析。在文学研究者眼中,对歌词的相对浅白,以及带有的通俗文化色彩,有一种偏见,似乎不屑纳入研究视野。古代歌词作为诗歌研究,一直受到重视,现代歌词已有百年历史,并且越来越成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,它的研究还只是开始,更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体系。

然而不争的事实是,对歌曲发展来说,歌词与音乐一直共生互长。歌词以语言展开,善于抒情,更长于叙事;音乐以旋律展开,善于叙事,更长于抒情。任何民族的文学史,都是从作为“歌诗”的歌词开始;任何民族的音乐史,也是从作为“歌、舞、乐”的混合艺术起步。歌词的起源和发展显示:它和文学、音乐的关系都没有终止,也不可能终止。所以无论对文学史、还是歌曲史的研究,歌词之维都不该忽视。离开它的研究,文学史和歌曲史的研究都可能是不完整的。

值得的高兴的是,对歌曲界、还是诗歌界来说,《乔羽文集》的出版,带来很多启发。作为当代著名的词作家,乔羽先生将其创作实践的辉煌,留在了大众的歌声中,而他的许多富有前瞻性的词学主张,将会从一个新起点上影响和开辟歌词研究的新视野。

《乔羽文集》分两册,诗文卷和文章卷。诗文卷中,收入了他的206首歌词作品,这些作品大多“出乐为诗,入乐为词”,具有音乐和诗歌的双重审美意义。本文主要集中谈论的是他的文章卷。

     文章卷分五辑。

第一辑,收录了乔羽先生为歌词选集及歌词著作书写的序言。其中包括80年代初刘楚才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歌词选》,1987曾宪瑞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当代百家歌词选》,和1991主编的《中国歌海词丛》,许自强先生的专著《歌词创作美学》,晨枫先生的专著《中国当代歌词史》,以及《2001中国年度最佳歌词》等序言。这些作品集和专著,是对中国现代歌词界的一大贡献。乔羽先生不仅在序言中对中国词界寄予了厚望和关怀,还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词学见解。

第二辑,主要是艺术家论。其中有田汉、郑律成、王昆、郭兰英、刘炽、张藜等,他们中有作曲家,有艺术表演家、还有词作家等等。这些论述中,闪烁着乔羽先生对艺术家的关怀和对艺术的热爱。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,看到词作家和作家曲以及演唱家之间的艺术交融。      

第三辑,收录的主要是近年歌词研讨会上的会议讲话,以及一些歌剧、歌带的题话。这些文章,探讨了歌词创作的各种问题,以及歌词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。

第四辑,收录的主要为歌词作者个人《歌词集》所作的序言。其中,既有对词界新人的悉心提携,也有从各个词作家具体创作特点出发,提出的很多有普泛意义的词学问题。

第五辑,是乔羽先生的随笔集锦。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读到这位老艺术家的艺术丰采和人格魅力,以及它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深刻的人文关怀。

在这部《乔羽文集》文章卷中,涉及了很多有价值的词学命题,在这里,试着提取其中的几个加以评述。

1,“口头的诗”与“文字的诗”能否并驾齐驱?

乔羽先生认为,歌词是一种“口头的诗”,这种“口头的诗”,应该是中国诗歌史的一部分。他在为刘楚才先生所编的《中国歌词选》序言中写道,“在三十年代救亡歌曲的高潮中,聂耳、冼星海应允而生,成为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光荣代表。与此相应,歌词界出现了田汉、塞克、光未然(张光然)。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歌词创作的新的水平。从文学的角度来看,这些歌词才是当时真正活在千百万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新诗。我以为中国的新诗一直沿着两种轨道在发展。一种是与音乐相结合的,这便是歌词。一种是所谓自由体诗,它不受音乐的制约,只寻求语言自身的规律,因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。歌词由于插上了音乐的翅膀,易于传播,也易于使群众接受。自由诗则因现代语言的不易提炼,一时难于找到自己的稳定形式,限制了它在群众中的普及。许多年来,歌词一直支持了新诗,使新诗不停留在字面上,而是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。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。就我阅读范围所及,文学史家对这现象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分析、研究。作出恰当的评价。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写中国新诗史吧,我相信田汉、塞克、光未然、贺敬之等人的歌词作品,会在这部诗史中占有光荣的地位。”

“口头的诗”与“文字的诗”不但在创作上,而且在研究上都应该并驾齐驱的。乔羽从他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中即表明此观点,后来也多次强调。在《怀念田汉》一文中,他指出,“陈毅元帅在评论诗歌创作的时候,曾经独具慧眼地指出,‘五四’以来,歌词的创作成就支持了新诗。我觉得田汉同志的词作可以证明这个论点的正确。新诗由于迄今还没有找到自己最完美的形式,因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,一时还难于做到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。歌词则因受到了音乐的制约,或者说由于插上了音乐的翅膀,好词好曲便易于口碑流传。现在流传在群众口头上的新诗,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时而引用的佳句,有许多是来自歌词。” 在为曾宪瑞先生《中国当代百家歌词选》所作序言中又提出,“从文学角度讲,这些通过音乐得到广泛流传的歌词,才是真正活在人们群众口头上的新诗,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着人民群众对诗的审美需求,因此这支歌词队伍又

是中国新诗的一支强大的同盟军。”

应该说,乔羽先生“为词辩护”是很有道理的。现代歌词和新诗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?这是一个值得重新探索的诗学命题。“口头的诗”与“文字的诗”,“唱的诗”与“读的诗”,这是对新诗观念的挑战:忽略“口头的诗”或“唱的诗”,是不是新诗创作和研究的一个遗漏,一种偏颇?

乔羽先生的论述中有三个关键词很值得思考,一是“真正”,二是“活在人民群众口头上,三是“满足着人民群众”。这是歌词作为一种艺术的特殊效果。反观新诗,这也正是新诗缺失所在。中国新诗“破”的过程如此短,而“立”的过程还很长,这其间蕴涵了不少问题,其中就包括着歌词与新诗的关系问题。五四新文化强调着大众性、平民性,白话诗的革命从语言开刀,而语言上的革命却没有真正回到大众性与平民性来,它的审美倾向仍然是贵族的,精英的,知识分子的。

“口头的诗”与“文字的诗”,虽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概念,也影响着各自发展的不同美学追求,然而,两者是否可以相互借鉴,互通共生?歌词是否可以打开了新诗原有的狭义世界?尤其在今天的传媒时代,网络诗歌,图画诗歌的应运而生,是不是将歌词及新诗带进新的思考? 对新诗概念的扩展,是否给新诗创作和研究带来新的活力?

对一种概念的超越即为对自身传统的超越。其实新诗一直在变化着,包括它的观念,从胡适到艾青到何其芳等等,每代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诗,每个人也有自己心中的歌。对很多人来说,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用写作诗歌来表达一种生活方式,如同听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在写与听中找到一种存在,哪怕是一种娱乐性的存在,因为它在感受这个世界的同时,在感受他自己。所以将歌词也视为一种诗,其实在挑战诗的陈规定义,要求将诗歌看成一种诗人的存在方式。在这个意义上,诗与歌获得一种并存。也许有人质疑:欣赏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喝咖啡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为什么不能将它们和诗歌并置呢?所以需要补充的是,诗与歌都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存在。不同的只是一个用耳朵听,一个用眼睛看。它们都必须要从文学语言中获得美学享受。而诗与歌要求的是语言浓缩的情感世界,同时也是一个诗性的世界。

新诗的传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它直接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。歌词借重音乐有了长足的发展,相反,诗歌的翅膀却在畏缩。南帆在他的《文学的维度》一书中如是道,“文学传统的抒情、叙事功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为电子媒介制造的文化形式所取代。流行歌曲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虽然大多数流行歌曲主题浮浅,歌词平庸,然而,不可否认的是,它已经成为当今大众抒情的首选对象。需要抒发感情的时候,已经很少人会想到诗歌——这个有着悠久抒情传统的文类已经不是表情达意的首选了。” 80年代朦胧诗赢得了很多诗歌读者,有其时代的因素,它从少数走向的多数。而在今天多元化的时代中,人们选择也变得多元,诗歌边缘化,只能是少数人的诗歌,它不可能占领多数人的市场。虽然它不会消亡,因为至少中国悠久的诗歌传统,已经建立了相对的诗学审美模式,但是如果没有承传,不向下一代灌输这种诗歌美感,年轻人的身上就不会被激活对诗歌需求的这种因子,慢慢也就丧失了欣赏诗歌的能力和趣味。

这是中国新诗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。为什么人们需要歌曲而疏远诗歌?仅仅因为诗歌是少数人的精神食粮?仅仅因为趣味或审美的不同需要?这是一个审美趣味问题?还是一个社会塑造问题?反之也可以看到:歌依然是表情达意最普泛的形式。“诗庄词媚”,“庄”的内涵更多的是社会历史关怀,而“媚”的是每个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。现代人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,个人意识的膨胀,使他们失去了关注他者和社会的兴趣。家国同构的意识只有在国家或个人频临危机的时候,才会出现,似乎与通常人们的日常生活无关。这种意识渗透是新中国初期的一种神话,而现在,神话已经被打破,任何重新建立的可能性和相信的可能性都大大降低。

在诗与歌的发展中,两者的主题范围正好向两个向度发展,诗歌的边线范围愈来愈窄,诗歌成为诗人心灵的自我诉说,和智性的语言游戏。从读者视线看,诗歌的审美功能的实现取决于读者阐释与作品的相互建构,当代诗歌远离读者,很大程度上在于现代诗歌中弱化了审美功能的建构性元素。这些元素主要包括诗歌的抒情性,诗歌语言的公生性以及诗歌情感场景的共享性。最终诗歌会沦为一种单向度的文字存在。

而歌词,它既有个人情怀的表述,同时在政府,民间等多种体制下,多了社会关怀。由于歌词的当下性,它与时代的重大主题密切相关,这些重大主题也在影响着人们自身利益,所以,歌的共鸣比以往的时代都会来得强烈。比如,非典,打假等公益歌曲的诞生和广泛传播,都是时代的要求。对于此,诗歌却表现得漠然:疏远了时代,也就疏远了读者,诗歌何为?如果拒绝诗歌的文化和社会参与?诗人又何为?

为此,有人极力将歌词作为诗歌的另一种范式推出,甚至作为教材被收入,这是一种创举,但歌词能否完全代替诗歌?

中国诗歌是一个宝藏,它的光芒永远存在,决不能丢失。对新诗来说,自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的经验也很重要,确实有很多很好的新诗作品。随着语言的“进化”,作为语言艺术的新诗自然要在不断发展,怎样将诗歌艺术的(技艺)精华带入向前的现代,这是一个在路上的问题。然而悖论在于:只有深入人心,只有满足人们需要,只有被大众接受,诗歌才会被它们带远。新诗的发展能否只靠书斋中的诗人和学者能将它们带远?这是时代抛给新诗的一个难题。

这里,乔羽先生却给我们很好的启发,“我过去有个预言:‘说不定在解决中国新诗的问题上,首先从歌词这个地方得到解决。说不定出现的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问答的诗人是歌词作家,从这里突破!”这个被《在阎肃歌词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》中重复的预言并非惊世骇俗,诗歌边缘化,歌词主流化;诗歌个人化,歌词媚俗化;这是现实,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正视它?这是对词作家和诗人的新的挑战:诗和歌如何互借血液,更好地并驾齐驱?

2,歌词的“别”处何在?

对歌词独特审美规律的观照,是《乔羽文集》中的另一个重要议题。乔羽先生在给许自强先生的专著《歌词创作美学》的序言中阐述道,“歌词是诗,又不是诗,诗供阅读、吟味;歌供演唱,人凭听觉感受它的力量。因此歌词不是纸上之物,它必须与音乐结合变成声音,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只从字面上看起来好看还不能算数,必须让人听起来好听才能算得上成功,这应该是对歌词艺术进行美学审视的出发点。上乘的歌词当然具有上乘的文学价值,所以我们把歌词称为音乐文学,以区别于诗,区别于一般文学形式。在我们的理论遗产中诗论、文论可谓多矣,在议论歌词的时候这些丰厚的美学遗产我们必须借鉴,但歌词别有天地,我们必须在‘别’字上做出新的文章。”

作为一门特殊的门类,歌词无论从它的生成机制、传播机制,它的审美功能,都有自身的美学要求。所以乔羽先生对歌词“别”字的强调,可谓抓住了歌词创作和研究精髓。他也曾用精辟的比喻谈论道,“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美食,高堂华屋。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缺的家常饭、粗布衣,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。惟其如此,它便拥有了极大的需求量,而且总是供不应求,生意红火得很。这也像目前许多五星级大饭店经常不常满,而遍布街头的饭摊却熙熙攘攘、应接不暇一样。凡是大多数人迫切需要的东西,它便发展得很快,而且必然会有大量的从业者投身其中,一试身手。我以为这便是近年大量歌词作者得以脱颖而出的一个根本原因。”这段写于《中国歌海词丛》总序中的话,也从歌词的意义、定位、以及必有的通俗化、大众性,来说明歌词的存在价值。

除此之外,在其很多篇章中,乔羽先生从不不同的角度,对歌词的创作特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。比如,谈到歌词的创作技巧,他提出,“只有技艺的不同,不是技艺的高下。”谈到歌词中文学的“度”,他认为,“过分强调歌词的文学价值,则不利于歌词创作的发展”。谈到歌词的避俗趋雅的现象,他在《绿色摇滚》序言中写道, “歌词是语言艺术,它的文学性政在于语言生动准确,而不是从书本上寻找词藻,把歌词写的文绉绉的,不是活泼泼的。生僻和晦涩,是歌词的大忌。一切艺术特别是歌词艺术,以雅俗共赏为好,以孤芳自赏为患……” 谈到歌词的哲理性时,他又说,“歌词是艺术不是哲学。思想在作品中犹如维生素在水果中,人们要吃的是瓜果李桃而不是维生素片剂。清代诗人袁枚说‘所贵紫团参,作药无药味’,大概也是指的这层意思”。谈到歌词的形象性,他以自己的作品为例,《一条大河》和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之所以印象强烈、新鲜、亲切,是因为摆脱了概念化、公式化的主宰,“概念化、公式化所以应该打倒,之所以没有力量,在于它对人没有影响,不可能从情感上影响你,不可能从审美的方面影响你的美学观念,因此,这种歌就没有生命力。” 在谈到歌词创作和研究的转师多益时,他说,“不要将外国和中国对立起来,也不要将历史和现代对立起来,也不要将学院和民间对立起来。”这类论述从不同的视野精辟地击中了歌词的审美特征,可以说,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歌词创作和研究者弥足珍贵。

3,歌词与音乐的关系

“歌曲艺术的词与曲当然是一个艺术的整体,像血和肉之不可分离。但就歌词本身而论,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,有其独具的内在规律。音乐这种诉诸听觉的时间艺术严格地制约着它的歌词,使歌词这种文学体裁区别于任何其他文学体裁,即不是看的而是听的,不是读的而是唱的,因此它必须寓深刻于浅显,寓隐约于明朗,寓曲折于直白,寓文于野,寓雅于俗。它的独到之处在于诉诸听觉,这是限制,也是自由。这是无可奈何,也是英雄大可用武之处。歌词家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中创造了自身独具的美。事物竟然这般有趣,当一个歌词作者降伏于这种制约,自觉而又完善地运用了这种制约的时候,他对世界的独特观察,他的审美意识,他对生活形象的捕捉与铸造。以及他对律动与节奏的感觉,反转过来又给音乐带来了新的创作契机。使作曲家更有兴会地展开翅膀,飞向新的天地。”这段写于《中国歌海论丛》总序中的话,也是乔羽关于歌词论述和创作精华所在。它提醒歌词创作者和研究者:歌词的张力在于限制与被限制之间,歌词是一种带着脚镣的跳舞,是和音乐相互激发的一种特殊艺术,歌词所培养的审美意识,不同于完全的自由诗,它们之间存在者明显的分野。

不仅如此,乔羽先生还精辟地指出了歌词与演唱艺术的关系。在《中州神韵》一文中,他写道,“声乐艺术,在我看来是语言的延长和美化。古人的说法是‘歌永言’,我以为这里的‘永’字包含着延长和美化这两层意思。” 在谈到美声唱法与中国语言的结合(多音节词和单音节词,)他不认为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,“从一首歌曲的歌词来看,它的魅力只要来自语言,思想和文采都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。一个歌词作者掌握语言的功力,经常显示着这位作者生活经历和艺术经历的深度和广度。对于一个歌曲作者来说,情况亦是如此。”可见,乔羽先生对词曲创作以及表演艺术的要求,不仅停留在作品本身,而且还来自于艺术家本身深厚的艺术素养。

这套《乔羽文集》,是词作家自己的创作和理论思考的集萃,也无可置疑将会使很多词作者和研究者受益。作为一名老艺术家,他书“跋”十个字:“不为积习所蔽,不为时尚所惑”,简短而凝练,不仅是他自己对艺术的态度,更值得年青的艺术追求者思考和学习。

今天,当我们反观新诗和现代歌词走过的路,换一种视线,沿着歌词之维重新审视歌和诗的发展,也许会看到许多被忽略的风景。无论对音乐界、词界还是诗歌界,这都是值得期待的。为此,我们要真诚地感谢乔羽先生,他的书无疑为后来者展示了一个新的出发路口。

  

  作者通讯地址:重庆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   陆正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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